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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下徽商》|买断汉口的腰—看徽州人如何在汉口名噪一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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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天下徽商》| 买断汉口的腰—看徽州人如何在汉口名噪一时

  《天下徽商》| 买断汉口的腰—看徽州人如何在汉口名噪一时

  初到汉口,第一印象便是繁华而杂乱,尤其是汉正街一带,用来拉货的改装面包车一辆接着一辆,横七竖八,到处乱窜,几公里的车程常常要堵上一个多小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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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汉正街是汉口最古老、最繁华的街道,中国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。上个世纪80年代末,一部同名电视剧的热播,让汉正街声名远播,迅速红遍了大半个中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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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过去的汉口曾流传着这么一句童谣:“哪怕你湖北人生得刁,徽州人要买断汉口的腰。”这个“腰”指的就是从襄河边一直到后城马路的中山大道,这是旧汉口最繁华的地段,即便在今天,仍是商业发达、人口稠密的闹市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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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汉口,地处长江与汉江交汇处,素有“九省通衢”之称,因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优越的地理位置,受到各地商人的青睐。陕西商人捷足先登,沿着发源于秦岭南麓的汉江顺流而下;多财善贾的徽州人当然不甘其后,或西出江西浮梁,经湖口溯江而上;或沿青弋江北出芜湖,直达汉口。他们将各种商品运于今天的汉正街一带中转,汉正街最初就是由货物集散而逐渐发展起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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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叶开泰”是汉正街上诞生的汉口第一块金字招牌。如今,昔日的老字号已黯然失色,风光不再,传统的制药工艺和产品几近失传。然而,当年的“叶开泰”可有着响当当的名头,喜欢说俏皮话的武汉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便是:“叶开泰的药——吃死人都是好的。”言下之意,如果你吃了“叶开泰”的药,最终还是老命不保,并不代表药效不佳,而是你命中该绝。“叶开泰”由徽州商人叶文机创办于明崇祯十年(1637年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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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徽州人经商成功后,其子弟多走科举入仕之途,以光大门楣,显亲扬名。叶名琛是“叶开泰”第七代传人,官至晚清体仁阁大学士、两广总督。1857年,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,英法联军入侵广州,这位总督大人“不战不和不守,不死不降不走”,最终做了英国人的俘虏,被送往印度加尔各答。不过,这时的叶总督倒有几分骨气,在吃完从家中携带过来的食物之后,就粒米未进,活活把自己饿死。民间甚至传说,叶名琛被掳到印度后,英国人逼迫他身着朝服,脚穿朝靴,头戴三眼花翎红缨帽,坐在玻璃房中售门票。面对大英帝国的侮辱,叶氏坚决不从,绝食自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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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继“叶开泰”之后,清乾隆四年(1739年),徽州人在汉口又创设了第二家老字号——“汪玉霞”糕点店,堪称武汉食品行业的鼻祖。

  “汪玉霞”的第一代掌门是个女人,本名蔡玉霞,是汉正街“恒升”布店老板、徽州府休宁人汪士良的小妾。传至第三代汪国柱手里时,汪家走向了极盛,大大小小的产业、店铺共计136家。这时候,小小的“汪玉霞”已无足轻重,但汪国柱不仅没有放弃这份祖传家业,而且每逢年关,他都要请136家店铺的主管到“汪玉霞”来吃团圆饭。这团圆饭的座次还挺有讲究,汪国柱立下规矩,哪个铺子赚钱多,哪位主管就坐首席。“汪玉霞”后来历经太平天国、辛亥革命、抗日战争三次战火,一次次地跌入低谷,又一次次地起死回生。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,已传了整整九代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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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清以来,徽州商人在汉口创办的老字号还有很多,比如有名的“大中华酒楼”、芜湖“同庆楼”分号等,民国才女曹诚英的父亲在此经营过文房四宝,他的“师竹友梅馆”当时也颇有名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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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喧嚣的汉正街上,有一条极不起眼的静谧小巷,叫做淮盐巷。据《武汉地名志》称,19世纪末的清代晚期,一名吴姓商人在此设立盐号,专售淮盐,故得此名。这位吴姓商人是否来自徽州,已无从可考。但吴姓素为徽州望族,明清两朝,徽州吴氏出了一大批富商巨贾,其中就有不少盐业巨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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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汉口的商业发展史上,淮盐贸易的确举足轻重。明万历四十七年(1619年),两淮盐船开始改泊汉口,汉口成了淮盐最大的运销口岸,年转运量高达1.5亿公斤上下。而就在两年前,朝廷实行“纲盐法”,原先山陕商人在两淮盐业中所处的龙头地位,已完全被徽州商人取而代之。这一时期,像歙县竦塘黄氏、休宁西门汪氏、婺源三田李氏等“率用盐起家”,“转徙维扬,出入荆楚”,成为徽州盐商中首批吃螃蟹的世家大族。入清以后,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走向了极盛,作为两淮盐业辐射最广、最直接的汉口,也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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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清代江苏仪征人李斗的一部《扬州画舫录》写尽了徽州盐商的风流,而浙江南浔人范锴所著的《汉口丛谈》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汉上徽商的窗口。《汉口丛谈》是第一部记录汉口兴衰的笔记体著述,书中人物大多是侨寓汉口的徽商,可考者就有42人之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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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巴慰祖,18世纪的清代篆刻家,徽州府歙县人,以博学多才而闻名,巴氏家族中一直有多人从事盐业,扬州的巴总门就因此而得名。亦儒亦商的巴慰祖往来扬州与汉口之间,《汉口丛谈》说他“风雅好交,为汉上盐鹾中第一。”而在他去世后,居然“风流歇绝”。这样看来,巴慰祖无疑是当时汉口的文坛领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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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今天的汉正街沿线,诸如“新安街”、“新安巷”等这样的地名触目可见。当年,徽州人就是在这一带填土筑堤,买房置业,逐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新安社区。

  清康熙七年(1668年),汉口徽商即先行买下准堤庵和三元殿,合作组建了新安公所,“以为同乡公事聚会之地。”随着徽州人的大量涌入,这样的弹丸之地显然不能满足所需.于是,一个更为宏大的工程——新安书院便应运而生。

  汉口新安书院始建于1694年,书院兴建伊始,就惹上了麻烦,争讼原因在于当地居民不愿按原协议搬迁而引发。楚民为了获胜,先行联络湖北在京仕官,徽商吴蕴予、汪文仪等人获悉后,“急飞尺一片,告同乡先达。”朝中有人好办事。在京城徽州籍官员的“共为排解”下,书院建设进展顺利,历时12年而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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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8世纪20年代的清雍正初年,徽州人在拓展新安巷时,又一次受到当地人的阻挠。史载“兴讼六载,破貲巨万,不能成事。”这场官司打了六年,耗尽了徽商的钱财,其影响所及,以至于无力筹办家乡大儒朱熹的春秋两季祭典,只好减为在朱夫子的生辰之日祭祀一次。

  就在徽州商人一筹莫展之际,徽商子弟、湖南观察使许登瀛抵达汉口,“瞻谒书院,毅然以成就巨举为己任。”在许氏的周旋下,通过湖北巡抚、武昌守道的干预,总算“赵璧复还。”许登瀛还率先捐出三千两养廉银,汉上徽商也踊跃捐款,他们扩充街巷,开辟新安码头,并建起了当时汉口的地标性建筑——奎星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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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及至18世纪后期的清乾隆末年,由于年久失修,又遭水患,新安书院再度陷入困境。此时,又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出现了。

  毕沅,江苏太仓人,祖籍徽州府休宁县,在清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的廷试中,他高中榜首。毕沅生前深得乾隆、嘉庆两任皇帝的信赖,仕途一路绿灯。但卒后不久,就被嘉庆皇帝抄了家,原因是毕状元曾经和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交好,和珅一垮台,当然城门失火,殃及池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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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795年,65岁的毕沅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身份持节来楚,总督湖广。徽商汪衡士等立马拜会了这位家乡籍官员,恳请由他出面,倡议汉口的士商共谋修葺之举。毕沅欣然应允,并亲自撰写了《募修汉镇新安书院序》。毕总督一号召,难题自然迎刃而解。

  到了这个时候,在“九分商贾一分民、本乡人少异乡多”的汉口,徽州人的势力达到了顶峰。“汉镇列肆万家,而新安人居其半”,其他所有客籍商帮一时难以望其项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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